一秒钟

看完《一秒钟》，我头一次，冒出给张艺谋作品打五星的冲动。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秒钟》有一串问题，是会被扣分的，与完美无瑕、回味无穷的五星电影无法划等号。

我也同样说过：只要一部中国电影出现了“技术原因”，那么，我出于同情分，随手加上一颗星，也是很常见的操作——无论是《少年的你》或《八佰》。面对无理不公，人就是如此不客观。

《一秒钟》有可见的删改痕迹。对很多人包括张艺谋而言，它都不是一部完整的创作（无论创作初心还是柏林退赛版，事实上我也接受导演在创作阶段的自我妥协）。主人公为了看女儿新闻简报镜头，一秒钟。观众和创作者则心知肚明，他们早已错失了更多的分分秒秒，千审万查。 刘浩存的问题，是她从声音到外型都不太成立。倒不是说，她抹了一脸锅灰，就不像个流浪儿，也不能孤星泪了。先于电影，《一秒钟》是一部跟时代有关的电影。无论时代怎么隐遁，没有字幕、没有讯息，只要张译一出现，在西北风沙里苟延残喘，随时可能暴尸荒野，那么，观众都首先应该去翻译这一层信息，否则，整部电影就无法成立。

这个问题，后面还会展开说——简单来讲，假小子刘浩存身上，她没有吃过大苦，不时被农场浪荡儿饱以老拳的孤儿怨。她太现代了，不是八九十年代与六七十时代的差异，而是新世纪的时髦气息，精致，错入，与大西北的黄天厚土的不搭调。

光是这两点，就导致《一秒钟》很难成为五星佳片。甚至群里有小朋友疑问，电影看下来明明很安全，怎么就“技术原因”了。 答案就是，这部电影从属于张艺谋的“文革宇宙”。从《活着》，到《我的父亲母亲》，到《归来》，再到《一秒钟》。就好比，如若今天再拍摄《归来》，《归来》也恐怕不是那部《归来》。而事实上，我甚至并不喜欢《归来》。

出于现实原因或宣传把控，《一秒钟》被一些声音，往对电影的爱（影迷体悟），对胶片的痴迷（范电影这人物以及数字格式取代胶片拍摄放映）方向带。这是安全的口径说法，也容易让另一些人将片子当场掩埋。

张九声所渴慕的一秒钟电影，并不是真的爱电影。它甚至不存在于《英雄儿女》正片，而是新闻简报，第22号。刘闺女为一盒胶片，以命相搏，她要的，同样不是电影。对于看过太多遍的《英雄儿女》，她索性坐在影院外头，也并不想看。一丝不苟，自我要求高的范电影，看起来终于是《天堂电影院》之类阿尔弗莱德放映员角色化身了，可惜，他同样不是爱电影，而是想保住放映员这一职务，光束亮起，人生满足。

那么，二分场群情激昂的人民，作为昔日中国电影普通观众的化身，它们是热爱电影的吗？对这样的电影，我认识它应该加一个问号，大大的。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那段特殊时期，普通人是没有条件，也不允许热爱电影的。真正的全民热潮，要开始于浩劫之后。况且，也并没有多少影片，能作为被选择的集合。看电影之所以神圣，在于它跟偶像崇拜一样，是需要仰着头，不应该发声，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被放大的图像信息。

我们甚至不需要拿《英雄儿女》的演员遭遇来做时代注解。相反的例子是，当专业影迷刨根究底，发现电影院所放映的电影，居然是掉帧的数字化DVD，而非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底片放映，他们不乏愤怒与失望情绪。 可是，这种疏忽冒失，不恰恰说明了张艺谋根本不是缅怀胶片。有人还是不信，张艺谋口口声声，对着一轮又一轮记者都在说胶片，你怎么就认为不是了。

我认为，《一秒钟》是与胶片有关，但真的与“胶片”无关。因为那一秒种，被剪下的两格底片，与作为电影片目的《英雄儿女》毫无关系，反而是浓浓政宣意味的滚动播报中，猝不及防的个人信息。看到张九声和刘闺女被五花大绑成Kappa状，保卫科的壮丁们还对着银幕滚热泪，如果你无法从这一幕解读出痛彻心扉的时代惨痛，那么，《一秒钟》就会被误解为虚情假意还表错情。 作为一名观众，只有待到获知张九声（坏分子）、刘闺女（孤儿怨）和范电影（为保住放映员一职）道出各自的人生故事，方能体悟尽管电影观众数以百千计，但只有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当做一小个体来审视，彼此愿意互诉衷肠。同作为电影观众的你，我，他，我们的故事，才能够打动到其他人，否则，所有人只会是被主旋律电影，革命浪漫主义吸纳进去的活动脸谱，移动纸板，抢扛下一个如山重的大包。

为了看电影和偷胶片，张九声与刘闺女互下狠手，刘闺女被无情围殴……动物凶猛般残酷，暴露了那个时代的冷漠和人人自危。这些东西，如两格胶片，被掩埋在了漫天的黄沙厚土之下。埋掉的，表面上是胶片，其实，是那活生生，还有大好青春未开展的人。

那是一个人人身负重物的年代，肩膀上的，思想上的，意识形态压得人抬不起头——即便是在抬起头来电影之际。人们之所以表现得爱电影，是因为在那样的场合之下，大家是安全的，是政治生活以外的喘息角落。 在叙事上，《一秒钟》是典型的单线推动——张九声要看电影，双线交叉——护电影和偷胶片的人，多线交织——抢救底片并完成放映的范电影加入，最终是个人再次被集体的天罗地网擒获打倒，头破血流。

张艺谋活用了他的视觉奇观，将胶卷底片，卷成羊肠子，又是清洗，又是擦拭，又是晾晒。这是陕北老农祈雨求神盼收成的眼神和集体行动。

尤其是范电影拿出他的绝技大循环之际，也是张九声的落网之时。尾声处的循环，似乎将会滚动放映，不止不休下去。电影被两年后的字幕提示打破，但需知，柏林退赛版是没有“两年后”的，刘闺女在风沙中，扬起了一片报纸，或者她拿到了掉落的胶片，都无以告慰张九声。

同样是在这处结尾，张艺谋让观众又回味了一把《黄土地》和《我的父亲母亲》的神韵。

朋友间也提供了一种说法，“两年后”那段故事，同样佐证了“女儿已经不在”。回去寻找遗失胶片的张九声，显然不顾大自然定律。狂沙十万里，要找回女儿存在过的证物和遗物——两格胶片，绝无可能。至于解读出胶片放映被埋入土里的浅层意思，完全可以。

看电影这件事，剧本故事一直是观众最关注的部分。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被迫关注电影以外的故事，去脑补、还原、想象，不知不觉，就盖过了对原片的欣赏。纵然如此，《一秒钟》依然是部好电影。

一秒即永恒（痕）

因为众所周知的“技术原因”，《一秒钟》几经波折才“顺利”上映，而片中的情节和影片本身的遭遇，也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乍看之下，《一秒钟》是个温情脉脉的故事：劳改犯张九声逃狱，只为了在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简报中看“一秒钟”的女儿；孤儿刘闺女，一心想着偷一段胶片，给弟弟做灯罩；在民众里极具声望的放映员“范电影”，想着抱住自己的铁饭碗。三个人物，因几卷电影胶片而纠葛在一起，从争夺到抢救，随着片中电影的放映，三个人各自的故事也抽丝剥茧地展开，各有各的缺失，各有各的苦楚。 张九声在放映室里低落豆大的眼泪，范电影把两帧胶片偷偷塞到张九声的口袋，张九声和刘闺女之间的别样父女情——这些无疑是动人——但张艺谋借《一秒钟》想说的真的只是这些吗？

影片在宣传时打出了“张艺谋给电影的一封情书”这样的标语，但实际上《一秒钟》是一封历史的血书，温情背后是声泪俱下的控诉。透过对删减内容的了解，以及对片中细节的回想，其实依然能辨出几分原片的狠辣。

影片最核心的删减是张九声女儿的死，原版的故事中，张九声告诉刘闺女：他的女儿在生产队为了表现，冲在前面抢着扛第一袋面袋子，而卡车还没停稳，女儿就被车撞死了。 这段关键剧情的语焉不详，对影片表达的完整性损伤极大。只有了解这段剧情，观众才能对张九声一系列近乎偏执的行为有更合理的解读，才能理解那句“她才十四岁，跟大人争什么呢”的悲悯，《英雄儿女》结尾的父女重逢才更显讽刺。 巧合的是，老谋子当年在拍《活着》时，将余华原著中的有庆之死，从更加荒诞讽刺的抽血至死，改为了被车撞倒的墙砸死，可依然没能在大陆顺利上映。二三十年后的今天，相似的历史背景，相似的“意外”，都没能直接传递给观众。

片中范伟老师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范电影这个角色本身，也是多面、复杂和矛盾的。 备受民众的尊敬和崇拜（多加一勺的油泼辣子），放映技术出众（几十年从没出过差错，只有他能放的大循环），骨子里对电影有着诚挚的热爱（“狗日的我能看一页”），但又提心吊胆自己放映员的位置不保，为了保住位置也会向权力谄媚。 其实不难看出，这个角色身上有着老谋子自身的投射，老谋子是在借角色之口诉说着自己的无奈、不甘与愤慨：对着抢救修复后的新闻简报说“都刮花了，没法看了”（喻意被删改的影片）；悲哀地乞求护卫队“我这算不算立功，能不能跟组织反映不要换掉我这个放映员”（讨好官方的身不由己）；电影胶片，经过“驴车”“脑子烧坏了的蠢儿子”才无法放映，需要技术修复，或许又是在暗指些什么。 影片中，举报了张九声的范电影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剪下了那两帧胶片，因为他知道这胶片是张九声女儿的遗像。受困于体制，但仍有着良知与反抗。这段剧情，与踩着警戒线勇敢发声的电影创作者们，又何其相似呢？

片中还有许多细思极恐的小细节，绵里藏针地书写着控诉与鞭笞： 作为政宣喉舌的新闻简报，为什么要在电影前放映呢？我们的院线电影放映前必定出现的又是什么呢？ 当文革结束，那两帧照片早已被沙尘掩埋，历史的伤痛是不是也就这么不见踪影，被遗忘在时间的洪流中？ 片中《英雄儿女》的两场放映也很值得玩味，全体民众痴迷地看着歌功颂德的时代样板戏，来抓坏分子的保卫科的人凭借特权看起了加场，错过第一场放映的张九声和刘闺女被绑着看了电影。真的所有的电影都是电影吗？那段特殊的历史之下，人们的精神世界贫乏而扭曲，那么现在呢？

初看觉得，剧本在矛盾冲突的制造上，有不少的生硬之处。但细品后发现，即便已是残本，《一秒钟》的剧本依然称得上张艺谋3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最厚重、最深刻的一次表达。

历史尘埃里的一粒灰，落到现时今世就是一座山

《一秒钟》就是这样一部轻盈且沉重的电影。

故事开始于一片culture revolution时期的西北半荒漠，单纯从象征的角度来看，这片半荒漠是如此的应景，既是过去，又像现在，而相信看懂这部电影其实是毫无困难的，与之想比，探究国师的叙事方法，说实话，对《一秒钟》来讲是一件相对无聊的事情，因为其细致分化下去，这就是一个或多或少标准的“统计学”概念，只存在于叙事的内容也产生的结果是否为观者接受的问题。对于厌烦和现时主旋律唱反调，厌烦总是沉湎于过去反思，希望能多多讲讲我等巨擘之国大好河山、大好形势、大好未来的人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接受度的，尚且也不必非费那九牛二虎之力说将出个什么必须让他们明白的道理来。但对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甚至不同的生命阶段相同的人来说，艺术家用他的语调来讲述，是要向能体会这一语调，可以自行消解叙事者与接受者之间距离的对象们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愿的。从这点上回顾起来，关于国师，除了他有名商业大片外，《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甚至《归来》，基本都是可见可感的乡土人情，这股乡土人情总是抱着一股国人生活中，应该有些盼头的期求，再回到想必很多人可以轻松看懂的论断上，如果你感受到了电影中这股期求，那么相信你就明白了这部电影。如果细致追问这份期求的力学特征，大抵可以由国师大概最有名的电影《活着》来概括，也即在电影内与余华书外所表达中国人始终向着“存于世”残喘的努力，可谓国民性，而在《一秒钟》里，这份诉求，尤指在绝望看不到边际的黑暗时代里，再看女儿最后一眼。

不过在《一秒钟》的故事中，还存在着另一部样板戏《英雄儿女》。《英雄儿女》讲的是抗美援朝英雄先烈们的故事，其中我们的英雄王成在守卫山岗之时，前有敌军，后有匪寇的情况下，哪怕战斗至几乎只剩他一人之时，依旧英勇杀敌，坚决抵抗，甚至在弹尽粮绝的危难关头，操起巨石砸向美国鬼子依旧勇斗不懈，在面对潮水般敌人即将失守之际，抱起必死之决心，向师部后援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最后用仅剩的炸药管与敌人同归于尽，堪称一代可歌可泣的无畏事迹。

细细说来，相信没有任何一名有良心中国人不会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话而动容，因为那不仅象征着先辈们为了保卫家园而做出的不得不的牺牲，也象征着为洗刷中华百年近代屈辱所做出的有力呐喊，更是中华民族千年来舍生取义气节的凝聚。那么其实也不难发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力学特性就是把胜利置于在了最崇高的位置，从而获得了一种超然的地位，为了最崇高的目标，当然“我”也即英雄王成是可以牺牲的，这在绝对意义上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如果失败，这背后的代价可能就是人可否继续存续生存等至关重要的生死存亡问题，这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当然也可以说是非常时期当然要用非常办法来面对的不得不方法。

而当已经渡过了那段共和国艰辛斗争的岁月，回到现时今世时，我们无疑又有了新的时代话语，即“发展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与“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对比而看，发展无疑就被放到了一个类似“胜利”一样，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么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栗如，如果现在那些亟待被先富带动起来的“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他们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但是假如他们想改变生活的努力，可能会“破坏”富人们创建的“优良、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进而影响发展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发展可以继续高速保持，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诉求也就不是很重要，甚至要被置若罔闻了，所以也就只能牺牲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和诉求；又栗如，如果现在备受所谓“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们想要改善自己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弱势地位，但却可能会破坏男权主导的社会高速发展模式，那么，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只能“被迫无奈”地压抑女性们严正又合理的诉求了。所以实际上，这些个新时代话语的真实本质，其实就是一套话语体系上和实际操作时的伪概念，因为发展的问题不可能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就像只经济发展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可能连经济问题自身都解决不了，要不然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的人们手里的钱呈指数增长越来越多，却为什么还是那么重男轻女等等一样诸多问题，而反而可能更为其此时发展的不充足，向未来发展的大饼愿景看去，而进一步增添加剧现状不公平的合理化，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其他方面有所亏欠，而且亏欠太多太多，所以才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打造成正当性，这也正进一步在无形中体现了某些现时至高无上的“可笑”律令的二律背反。

那么秉持着这种二律背反的视角再来看电影，电影中的戏剧张力也就一目了然了。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以一种不可撼动的思想作为最高存在的，引申下沉，张九声因为成分不好进而劳改时，劳动改造就是他至高无上的律令，这也就与他逃出劳改农场看女儿最后一眼的正常人类具有的情感呈现出了不可调和的力学冲突，当然也就成为了不被容许、必须抹杀、犯罪一般的存在。在此基础上，那个只存在于胶片上、影像中、记忆里的女儿，也就成了整片的麦格芬，而胶片遗落两年后的补拍光明“新生活”段落，则坐实了女儿以不在世的麦格芬属性，因为如果女儿还活着，来找胶片就不符合人物最大的动机，以此也就能反推出删减部分的大致内容。

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与为了逝去之人而活着的人相比，实际上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但这是彼时之人存在的最高律令，同时也就是对culture revolution最大的批判，国师展现的这一真相，活着的虚无，也是对时代的控诉。表面上，《一秒钟》有着一个元电影的外壳，它借由一位“罪孽深重”的父亲最后的希望可以目睹已经逝去女儿在荧幕上的“永生”组成了故事，而实际上，电影则借由只存在一秒钟的两帧实体胶片所组成的非罗兰·巴特刺点，探究了culture revolution整个时代的不同知面（张九声，刘闺女，范电影），此时的“元”，除了依旧是那个一元的“元”，更是一个主客不分离、过去与现在不分离，轻盈与沉重不分离、彼时与此时亦不分离的“元”，悲剧上演于历史和电影中时，尚且可以观而置之，而现在依旧很多崇高的“经济发展解决一切”、“重回世界之巅万事皆好”等等丝毫不容置疑的最高律令，却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一次次以类似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式的二律背反地要求国人们驻足后再细细思量，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你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回望那段曾经的历史记忆，与它巨大的悲剧所带来的情感，可以说，理解了这种情感，你不单单只会理解这部电影，更会理解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和不应该去再次尝试的险途，到了那时，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一粒灰，落到现在成为了一座山，兴许也能在明天，变成一块真正可以踏之其上、回首侧望的垫脚石。

说起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时间感觉颇有些不同，比如《子夜》和《日出》，倾向于一种抽象寓言，而《时间开始了》则开启了新的时间刻度，在这之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让历史中的时间显得前所未有地精确有力。再往后，新时期和新世纪的时间感觉也很不同，比如80年代被描述为“大得难以置信的时间单位”和“黄金时代”，而新世纪以来的青春体验则是“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的“小时代”。时间感觉的不断调整——从抽象到具体，从宏大到渺小——构成了书写现代体验的重要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秒钟》要从什么样的角度讲述一种什么样的时间体验，其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但这个问题因为太抽象，所以不容易被察觉，大家主要关心的还是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伤痕，怎样删减。整个故事围绕电影和胶片展开，上映之前张艺谋就说了，这是献给“所有爱电影的人”的“电影情书”。坐下来一看，不愧是国师，范电影组织人民群众抢救胶片、电影院里全场合唱《英雄赞歌》、戏里戏外呼应对照的高潮戏拍得十分到位，光、影、幕、人相映成趣。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爱电影的情怀和历史创伤之间的裂隙似乎并不能轻易合体，所以毛尖戏称国师牌伤痕为“刮痕文艺”，谓之伤痕不足，情怀有余，刮一刮嘛点到为止。

说起点到为止，《一秒钟》也颇为委屈，因为“技术原因”屡次电影节撤档，审片过程中又不断修改，最终能上映就已经留下了时代的眼泪。劳改犯张九声的女儿为摆脱他的影响，获得先进，在面粉店争扛麻袋，意外被车撞死了，最后只留下新闻简报中的一秒钟镜头。张九声冒死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看电影，就是为了这一秒钟。根据张艺谋的采访，这一段就掐了没播。不仅如此，张九声、刘闺女和范电影三个人的家庭和过去都尽量略去不表了，于是影片中人和时代的矛盾就被弱化为了人和事的冲突。学生说，好气哦，泪点都被删掉了。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是现实的原因让我们的历史题材总是教化大于批判，最后就只好反思不够，情怀来凑。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觉得影片深度不够，原因只在于删减吗？ 应该说，并不是因为有删减，所以只好情怀，而是删减与情怀本就是历史创伤的一体两面。 一边是抽象的历史创伤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由此触发不可抗拒的超越个人的痛苦；另一边则是在革命浪漫主义的集体感召之下，对理想自我和理想未来充满期许：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后文革时代回顾历史时必须面对的复杂命题。

于是我们看到“发疯”成了典型的“文革后遗症”， 从《泪痕》（1979）中装疯以自保的孔妮娜，到《花园街五号》（1984）中真疯的被锁在房间里的市长儿子，再到《村戏》（2017）里从英雄走向精神病院的奎疯子，文革的幽灵始终以疯癫的形式存在。疯癫是个体对无法自洽的现实逻辑的回避，因此，只有讲清楚了如何发疯，才能同时讲清楚历史的激情和裂痕。

反过来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张艺谋上一部文革题材作品《归来》（2014），在面对历史时显得如此无力。《归来》一边把“文革后遗症”讲述为“失忆”，一边又将唤起记忆讲述为一种爱的温情。但观众都知道，真正能刺激并启发冯婉瑜找回记忆的昨日重现，其实是痛苦的别离，而不是温馨的重逢。既要批判，又要温馨，或许才是问题的根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秒钟》的进步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刚好的尺度。在三个破碎的家庭里各取一人，让他们命运交汇，让无意义催生意义，而不是强行赋予意义。同时，也不再强行缝合破碎的家庭。假设没有那个两年后的结尾，故事就在沙漠中戛然而止，刘闺女以为帮张九声捡起了东西，但胶片已在风中逐渐被掩埋。这或许比《归来》的温情，比《闯入者》（2014）的暧昧不明要好很多。当然，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删减审查之后的电影还是原来“那部”电影吗，还值得看吗？

虽然《一秒钟》号称致敬电影，但打动我的并不是影片中的“爱电影”。无论是范电影、刘闺女还是张九声，恐怕没有一个人真正热爱电影，即使是积极抢救胶片、看了许多遍仍然生怕错过一秒的观众们，也很难说他们热爱的是电影本身。看电影和爱电影未必是一回事。

真正触动我的只能是“电影”自身的复杂性。影片中涉及到电影放映的部分总会出现双重景框和多重凝视。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也呼之欲出：礼堂银幕上女儿在争扛面粉争当先进，银幕下劳改犯爸爸大战保卫科；张九声和刘闺女被捆在一起，银幕上是《英雄儿女》中王芳找到了父亲。

不仅如此，电影文本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正是被删减的、被改动的与此时此刻的影片，共同构成了“那部”电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意公映版不值一看这种说法。与其把没有看到的当做遗憾，不妨把缺失看作一种“失忆”。 张九声没有在电影中说出女儿的死，仿佛一个失忆的父亲，永远追逐着22号新闻。应该说，张九声的女儿死或者不死都不能改变故事的悲剧性。假设女儿没死，生活对张九声来说也不会更轻松。如果觉得越惨痛的才是越感人的，那我们可能仍然还陷在情感主义中不可自拔。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一秒钟》的成功是有限的成功。一方面，它把《归来》中三段冗长的时间压缩为了一段（如果不考虑结尾的话），只讲一件小事，不再既要又要。回到开头的时间感觉问题，这种后退一步，只展示一个历史切片的拍法，是更贴近当下的时间体验，反而展现了一种力量。

但另一边，在聚焦“一秒钟”的同时也丢失了对历史的追问，“一秒钟”到最后只能是张九声的自我救赎。对这部电影，对这一系列电影真正的不满足大概也在这里，不是因为他们不回答历史的疑问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向历史提问了。有时候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就好比有时候没有拍什么，或许比拍了什么更加重要。

文本已发表于《北青艺评》，发表时有删改

这或许是一部“元中国电影”。影片的外部事实——撤档，审查，重拍，再撤档，可见的审查让故事的动机变得模糊暧昧，也让对文革的叙述再次成为没有历史的历史叙述。所有的人都像是受害者，所有的受害者都没有真名，人们的遭遇又和文革毫无关系。这样的故事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时代，只有那些被扁平化的布景在“调度”（mise-en-scene）一词原本的词义——“舞台上所有的一切”的意义上，竭力向观众提示着故事的时间。

架空的历史舞台必须要有一个附着点来宣告结束或开始，补拍的结尾只不过是再次确认了1978年这个当代中国历史的永恒开端，这个以恢复高考和刘闺女重新性别化所标记的常新的历史时间，也就把故事封印这一节点之前的时间流沙之下。

电影作为记忆装置的另一面是失忆装置。影片故事所遵循的路径，一方面似乎是新时期之初第四代惯常叙述的微妙变奏。在第四代那里，人祸被替换为天灾，泥石流或洪水，某种突然降下的灾厄，而在《一秒钟》里，人的苦难则是日常事件的偶然叠加，打架斗殴，父母离婚，意外车祸等等，是人行为的失范，劳改犯和失去父母孩子的相遇不过是一个倒霉鬼遇到另一个倒霉鬼的故事。另一方面，它又延续着张艺谋《归来》中所倚赖的遗忘政治，《归来》将人的名字和文革的历史彻底遗忘，《一秒钟》里则是直接冲着电影胶片这一历史记忆的物质基础设施而去。影片没有提出在控诉什么在控诉谁的问题，却《一秒钟》通过电影给了一个媒介答案，胶片影像作为女儿唯一的留存，也成了克拉考尔说的“历史的孤注一掷的赌博”。

导演的预设是，历史的可写性在于电影，而《一秒钟》的可写性则在于作为集体记忆的电影。在审查悬停了一切和直接性对话的时刻，导演意图用作为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电影召唤出那个时代本身，使之成为不言自明的故事背板。但问题是，在这部因爱之名的电影中，有哪怕一个人是真的爱电影的吗？人们都另有所图，看女儿，做灯罩，讨饭吃，至于那些能看一整晚电影的“狗日的”人群，很难说他们对电影的狂热究竟出于爱，还是绝对的匮乏。当然，在另一个完全非历史化的逻辑中，这个时代的电影都是“非电影”，是政治的结果，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功能的失效，变成一堆烂肠子，人为搭建的大循环，遮光护眼的家伙。只有电影或者是胶片才是值得信任的，是最应该被珍视的东西，也处于不断被各种人的抢夺之中，就像抢夺语词和记忆。胶片的反面是人，胶片失效是由于人的愚昧，人之恶又替换了权力之恶。

与整部电影克制的视觉再现相比，只有洗涤胶片的场景充满了情感热度。女儿的影像固滞在影像之中，但她更是被凝固在新闻简报片的政治琥珀里。那么清洗胶片就不是再对历史的复现，而是剪裁——将一个人置身的环境全部裁掉，降解为一个人一秒钟里的动作重复。既然琥珀的晶体可以被清除，被琥珀囚禁的人又何尝不可被遗忘被舍弃？银幕之后，上映之前，已经给刘闺女预留了女儿的位置。

谈论历史的方式就是不谈论它，你画我猜的游戏，最终把游戏本身也画入了谜语之中。影片结尾是谜语和电影的一次自反，即——中国电影作为非历史的历史。那张遗落在荒漠中的胶片，一个无法长大成人的女儿的影像在客观世界的唯一实存，似乎在此刻必然地指示着真切的历史，或者至少是中国电影的宿命。头破血流的无名男人反复奔突在风沙之中，此番则是被人们拖拽着离开，他不再是30年前银幕上被天与地挤压到五分之一处的黑点，而是那些众多无法与遗忘对抗，留不下脚印的人的一个。背对前路，面朝荒漠，他像不像悬停在废墟之上，被热风扇动了翅膀的新天使？热风不可抗拒，那个更大的不可说的力量，把人从一个历史的现场拖拽进另一个。也正是这个力量造成了曾经作为第五代集体精神现象表征的黄土地在此刻的荒漠化，让历史彻底呈现为无根的，移动不居的沙丘。

在这个意义上，审查参与了创作，共同完成了电影关于电影本身的讲述——是审查使得电影只能以抽空历史的方式才能描述历史，正如影片中本应属于胶片的位置，被用来包胶片的报纸的空洞所占据，而胶片承载的历史与记忆遗落在沙海之中。维系着这段想象性的父女关系，维系着后人对这段历史的想象的，也正是这份一再错付的虚空。问题随之而来：这样的讲述无疑又预设了一个真切而可说的历史，但中国电影何曾真正地言说过文革呢？那么，是创作给审查预先留了位置吗？还是创作本身就充满了问题？所知的事实是，人们时常以记忆的名义去忘却，忘川之上忘言的人们，行走同时躬身扫去自己的脚印。

《一秒钟》几乎可以确定是张艺谋职业生涯最好的剧本之一。影片从片名到情节安排了一系列微言大义的比喻，这些场景太耀眼，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一秒钟”既是女儿留在人世最后影像的时长，也概括了动荡年代的一瞬间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微不足道的分量。同样微不足道的还有那一瞬间里的每个人，随着时间流逝，女儿的胶片埋葬在沙漠里，她的笑容也在历史的记忆中逐渐模糊，融入庞大而沉默的历史群像。

影片故事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内展开，编剧技巧尽显古典风范，只用简单几个人物就构建了厚重的戏剧张力，四两拨千斤展现特殊历史年代的社会风貌。影片的主线是张九声寻找女儿最后的影像，不是直接控诉，而是聚焦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无奈、无力和无助，这种无助感通过张九声台词“14岁的孩子，争什么啊”直接表达出来。试想如果这是一部慷慨激昂的电影，他的台词可能会是痛骂卡车司机或者发誓讨回公道，但张艺谋和邹静之没有这样写。

张九声是影片的灵魂人物，影片围绕张九声构建核心戏剧冲突，另外两位主要角色范电影、刘闺女分别和张九声建立强人物关系。影片以张九声一人闯入沙漠开场，以张九声和一群人离开沙漠结束，结构设计精巧。影片以张九声追寻第22号《新闻简报》女儿最后的影像为主线故事。

《新闻简报》是地道的舶来品，和电影艺术同时期诞生，由法国电影制片人夏尔·百代在1897年于英格兰首创，一开始是在音乐厅放映，随后进入电影院，并且传到西方各国，在电影开场前放映。好莱坞黄金时期一些电影、音乐会、舞台剧多用的剧院在《新闻简报》之前还会有驻场艺人弹奏管风琴唱歌。随着电视这一更直观迅捷的新闻媒介的普及，《新闻简报》逐渐失去价值，于1950年代后期在美国退出历史舞台。

我国《新闻简报》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摄制，每期10分钟，地位相当于电视机尚未普及时期的《新闻联播》，随着时代发展，电视逐渐成为我国普通家庭标配电器，《新闻简报》于1993年播出最后一期，寿终正寝。

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当年的《新闻简报》不可能像如今的社交媒体报道突发新闻或者直播，只能报道预期事件或者不具备时效性的新闻，比如就职典礼、体育比赛、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后续等等。《一秒钟》里《新闻简报》播报的学生到粮店体验生活属于预期事件的报道。

追忆逝去的亲人不算特别创新的电影主题，但《一秒钟》结合了《新闻简报》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事物，创造差异化的审美体验。由于《新闻简报》的官方话语属性，它和真实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间离效应，加剧张九声内心女儿形象的陌生和悲凉色彩，和故事主线相得益彰，起到1+1>2的效果。

影片精彩片段之一是《新闻简报》由于胶片临时修复，不能马上播放，范电影征得现场观众同意，先播放了正片《英雄儿女》，结尾处才播放《新闻简报》。这就为张九声接下来要求持续观看女儿的影像创造条件；如果开场就是《新闻简报》然后播放正片，情绪的割裂导致剧情需要额外的推动力促使张九声要求重新播放《新闻简报》，一气呵成顺其自然的故事将不得不被斩断。

张九声一头扎在放映室小窗里，观看范电影专门为他播放的《新闻简报》，沉默半饷，范电影摸不着头脑，张九声方才缓缓退回放映室，泪流满面地坐下，感叹女儿只是14岁的孩子。本片极少主动说教的镜头，极其注意留白，不到情绪即将满溢的时刻不会轻易推进故事，注重台词戏剧化的真实感，此处即是一例，范伟和张译两位演员的出色表演提升了故事的忧伤情绪。

虽然范电影只是影片第二主角，但他作为典型顺应时代的人物，内心还留存一点善良，表现人性之复杂，比一根筋的张九声更有层次感。他在傻儿子弄坏胶片之后，号召围观群众把责任推到胶片押运员身上，在群众面前摆出电影放映员的架子，都是特定时代阶级社会上行下效的痕迹。但他对电影的热爱又是赤诚而热烈的，几十年如一日深耕一线岗位，胶片修复和剪接技术上乘，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技术型文艺工作者。

范电影举报张九声还顺便争取革命英雄对自己饭碗的支持，有沽名钓誉之嫌，但他同情张九声遭遇，私自剪掉两格胶片，冒生命危险临别赠与张九声。重新剪辑过的胶片会有明显的剪切和粘贴痕迹，下一分场的同行稍加注意就会察觉，作为电影放映员范电影不会不清楚，但是他明白这节影像对张九声的意义。这一激进举动让范电影除了承载影片喜剧功效之外，还在艺术创作层面与张九声做对比展现截然不同的情绪，张九声是无奈和灰暗，范电影是叛逆和反抗。

刘闺女是影片两位中年男性角色的调剂，也是剧情发展的关键推手，更是张九声女儿生命的延续，具备关键性的象征意义。因为有她在，影片前半段争夺胶片段落兴味盎然，故事后半段没有走向完全的绝望，而是在暗夜中留下一丝光明。

你能从影片里看到多种类型风格，喜剧、悬疑、默片的融合，无缝衔接没有违和感。大量场景没有对白，用镜头推进故事，有助于观众不受打扰沉浸在影片喜剧且忧伤的情绪里。一百多年前电影诞生之初默片时代的视听语言，在今天的电影里还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前人的底蕴和积累总会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遗产，这是张艺谋对电影艺术深刻理解力的体现，也是电影艺术百年之后仍然生生不息的源动力。

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看电影的最后一代——

暑热难耐的夏天，熬过漫长无聊的白日后，我和村里的大人小孩们一起，扛着条凳、拖着藤椅、夹着小板凳，像泥鳅一样冲向隔壁村……听说那边来了放映队，大大的白色幕布已经拉起，可是天已经黑下来，晚饭只能糊糊扒两口。我们要抄最近的小路赶在电影放映前到达，人们打着手电筒，远光照着长而狭窄的田埂，近光照着脚下，一个挨着一个小碎步通过。我闻到有人冲完凉湿漉漉的头发香气，也看到黑暗中摇曳的花裙子，她们煞有介事做好准备，而我什么都没有……但是紧追急赶中我看着漫天星光，依然感到充实。手电筒的光照到老远，夏夜奔忙的小虫、漂浮的微尘，伴着蛙叫蝉鸣都近在眼前；而我们好像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做一件伟大的事。

那件事就是看电影。

三十年后回想起来，已经是一场梦。比白色幕布更让人渴望的，是通往露天放映场的路，就像旅行将要出发前，新的学期开始前，让人跃跃欲试。可是观众们实在是被动的，坐在位子上，等故事开始，把自己的心交给银幕里的人，任他们逗你笑让你哭，结束后毫不留情的收场，最后留下你坐在座位上，眼泪还没有干，嘴角还没收敛，只想留在故事里，再看一场。

《一秒钟》散场后，空荡荡的电影院只有我一个人。三重故事折叠在我一身，既有张译在空荡荡的电影院里，也有我在现时现刻空荡荡的电影院里，更有那个三十年前的我在空荡荡的露天放映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难过，是什么打通了我迟钝的神经让我感到酸楚。但我被这三重“电影散场”牢牢锁住，就像被平静而深邃的湖水包围。

看完电影的心总是很难和人分享。尽管看电影的当时——就像电影里的人一样，就像我们看的无数场电影一样，和很多人一起在看——但我们总感到只有自己在看，只有自己在体会，笑或泪，都是自己吞下自己收藏。

《一秒钟》对我就像一把钥匙，要解一个谜。这个谜面简单来说就是“人们为什么爱看电影”、“我为什么爱看电影”、“他为什么爱看电影”……可是越解就越像剥洋葱，剥到自己两手空空满面泪痕，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

或许是答案太残酷。

无疑张九声是为了女儿。

可是简简单单一句“为了女儿”，又多么难解释那种执着到底的癫狂。张译在许多电影里都有上不封顶的执着，最近的是在《金刚川》。如果人们带着发亮的手机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间隙总是忍不住打开微信，稍微抬头看一眼他的嚎叫，他就会像互联网初代人们嘲笑马景涛的咆哮那样可笑——他为什么要这样疯狂？

但凡你带着一点点不认真去看电影，他的行为都像疯子般可笑。可是那种可笑细想起来恐怖至极，最后我似乎感受到了——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什么。

是的，这个重要的细节被删减了。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他的执着不再好笑。

他走上千百里路，冒着渴死、热死、被风吹跑、被人打晕、回去还会被惩罚致死的危险，走了那么远的路去看一场电影，像一个疯子。可是只有在你知道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什么的时候，你才能理解那份执着。他只因这份简单的执着而活着。

假使我们不能理解一个父亲在那个年代的心，不能理解一个劳改犯，也不能理解一个物质精神匮乏的人，甚至不能简单理解一个见不到女儿的父亲——我们只要想到自己曾经丢失的手机、忽然一切文件都消失不见的硬盘，再也想不起的密码账号——一段段封存的记忆被大片大片抹去，我们可能忽然感到被电击、感到窒息，我们明白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在体味那份失去时，我感到的苦涩更多来自我作为母亲的角色。仿佛我也带着无限懊悔与遗憾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我离我的孩子总是那样遥远，我总没有足够多的时间陪伴她的成长，当我想起她时，就像张译那样随口说出“噢那年她才八岁”，转眼这已是十四岁。

我所感受到的苦涩来自于无法抵抗时间的流逝。即使我不知道故事中的他的女儿已经死了，即使只有八岁到十四岁这样一段没有陪伴的时光，对一个父亲来说也已足够残忍。残忍到可以付出全部的体力、代价奔走这一段路，只是为了守候在她的影像前，看一秒。

是的，一秒钟太短。人的一生都不过须臾。不知为何我看到他的后脑勺钻进那个看电影的小洞时，我好像自己也钻进了那个小洞里，我看着自己女儿的无数片段，也像有个上帝之手在拉片一般，让我体会到不断的失去。

我们无法拥有永恒的时光。而电影、或者照片、或者信件、日记，都像似乎可以永恒存在的介质般，让我们有些许慰藉。我们借此安慰自己，是的，即使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依然可以留下那段记忆，只要我保存了那段影像，记录了那段文字，我就可以获得对它永久的拥有权。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保存的那些影像，也会像张译在沙漠中回头看到胶片被风吹散那样，一瞬间让我们感到所做的一切抵抗都是无用的？

不仅这些介质随时可能消失，人也会偶然死去。然而死去就是死去，失去就是失去，不会像电影可以重放。

我们对时间的一切抵抗都是无用的，这让我感到绝望。

报存活着的信念去看电影的张译，把电影已经神化了。那不仅代表电影，更代表一段记忆。哪怕只有一秒钟的记忆，记忆也是人生存在的印证。

但是对范伟这个角色来说，电影不是这种存在，但它依然具备某种“神性”。如果抱着看笑的心，他是一种黑色幽默的存在；但如果你再细想他为什么爱电影，那背后依然有无尽的荒凉。

他为了不凡的活着。

电影在范伟这个角色身上，成为了一种工具。这个工具让他拥有权力，可以指挥众人的权力，可以区别于众人的权力。这份权力让他得到了在这个村子里活着的至高无上的尊严。然而，拥有即意味着可能失去。他有多在意这份拥有，就有多在意失去。当他失去放电影的权力时，也将意味着他的人生从此黯淡无光，像村子里无数的普通人一样，穿着粗糙的衣服，过着蓬头垢面的一日又一日，就像他那平庸的儿子一样，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度过一生。

因为恐惧平庸，他渴望与电影接近。他掌握了关于电影的一切技巧，从冲洗胶片到最高门槛的“大循环”。对待电影时他仿佛教皇执行信仰的仪式。他指导众人，整理胶片，冲洗尘土，像指挥千军万马。在关于电影的仪式里，他掌握了活着的主动权。

这份执着的荒诞，细想起来也让我感到恐怖。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有人可以像他一样找到一份热爱的寄托，借此荣耀度过一生，但更多人？没有。他们就是无数坐在白色幕布前的观众，被动地等待放映场次到来，被动地等待开场，被动地等待属于他们的快乐。他们卑微，也心甘情愿。

也许明白自己有主导众人悲喜的权力，范伟的权力让我感到可怕。他可以在任何一秒停下放映，让人失望；也可以在任何一秒放弃，让张译的奔忙成为无用功；他可以往贪婪甚至恶的方向走到无穷远，只要他想，他就有这个可能。

尽管叫来保卫科的举动已经被我料到了，就像料到一个坏人终归会亮出凶器那样——但我没有料到的是，他保留了一点善意。那点善意竟然还是来自于电影，让张译好好地看完他的女儿，看上一百遍“一秒钟”，让保卫科的人停下打斗，甚至在最后他剪下那段胶片交给张译时，都让我有意外的感动。

正因为懂得电影的意义，在乎权力的“范电影”同样也保持了热爱。正因懂得电影的意义，虚伪贪婪的他也有了同情。这是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他可能作恶但最终保留善的举动，让我在这部电影里得到了慰藉。

三个人当中，刘浩存这个角色是很单纯的，单纯地守候她的弟弟，为他带来快乐。不过我更想细说的是村子里的人们。电影中和张译一样打动我的，是这些看电影的人们，在他们面对银幕放任悲喜时，我感到了一种没有时间空间隔阂的共鸣。

人们为什么爱看电影？我为什么爱看电影？我想《一秒钟》最后真正要解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当那束光照到银幕上时，我们就主动放弃了争斗、放弃了挣扎、放弃了喧闹。我们愿意受降，拜倒在一群陌生人的故事面前，甘愿感受他们的痛苦与快乐，就像我们自己也活在那个世界里。

归根到底我们的生活是有限的。我们的命运，即使我们能掌控再多，也像被封锁在一个盒子里，像一个跳动的骰子般感受偶然，但更多感到无法跳脱出盒子的必然。

村子里的人们是走不出去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能同时活在这个时代的，失去的是不能回来的……但在电影里可以。电影可以让死去的人像依然活着，电影可以让英雄近在眼前，电影可以让你感受到远方的硝烟战火辉煌荣光，电影可以让你忘却眼前的一切平凡孤独惆怅。

——电影给众生带来慰藉，只因它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让人拥有短暂的不切实际的想象。

当我在电影院看着银幕上放映《一秒钟》时，《一秒钟》里的银幕在放映着《英雄儿女》。一层层的银幕嵌套，把我套进了那个逝去年代的放映场，也把我套进了那个放映场里让众人感动的虚拟战场。

当《英雄儿女》的歌声响起时，人们的泪流满面齐声和鸣竟也带动了我的情感。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也感到了无上荣光，仿佛我也是身处那个年代的人之一，也能理解他们至真至纯的信仰。是电影给了我这个可能。

三十年后那个赶往隔壁村露天放映场的小女孩已经看了太多电影。电影对她来说，不是张译那样活着的信念，也不是范伟那样掌握权力的工具，是像更多平凡的观众一样，放任自己喜怒哀乐的一个容器。

我想起特别快乐的时光，有一大段一大段时间，都是我独自看电影度过的。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叙说的，每天的期盼就是赶紧下班回到租住的小屋里，从晚上六点看到十二点，一部接一部地看，就像又度过一个白天。

那些故事让我着迷，因为不同年代的人的讲述，我有限而平凡的生命得到了无限延续。我可以成为一个酷酷的老头，可以成为一个妖艳的美女，可以和帅哥恋爱，可以揭破悬案的谜底，甚至可以在太空遨游，在海底观战，在没有时空界限的另一个世界里生活，电影给我孤独的生活带来了慰藉。

当《一秒钟》里被捆绑的张译和刘浩存与殴打他们的人在面对同一片银幕留下眼泪时，故事已经有了意义。故事让不同的人感到相同，让平凡的人感到不凡，让孤独的人感到被爱，让陷于苦难的人感到幸福和希望。我们因此可以去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可以放下自己的执着，可以感受别人的处境，可以有更多的宽容、更多形式的爱，也因此掌握了与命运争斗的一种隐性武器。电影给了我们这个可能。

抱着对“一秒钟”胶片的执念，张九声活着回到了村子。当他打开发黄的纸包时，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失去的终究是失去了，时间无声地流逝，就像电影终究会散场，胶片终被风沙埋没。

带着无限惆怅与苦涩我离开电影院。像日光下的一粒沙子，我又回到平凡而有限的生活。我想起那个跟着众人去看露天电影的夏夜，它已然失去，却也成为一种永恒。就像这部电影和无数电影给我带来的感动，在“剧终”时散去浓稠的情绪，又在更长的一段人生里成为永难磨灭的记忆。

张艺谋在新世纪的作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影》、《英雄》、《三枪拍案惊奇》这样的商业类型片，另一类是《回归》、《山楂树之恋》和《一秒钟》这样的现实题材，虽然前者在数量上明显占优，但显然后者更接近他赖以成名的那些经典之作，例如《秋菊打官司》和《活着》，艺术水准和社会价值也更高一些。

与许多张艺谋作品一样，《一秒钟》也是以倔强的人物个性推动故事展开，而且是两个，倔得各有道理。张译扮演的张九声为了在大银幕上见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阴阳陌路的女儿，不惜从劳改农场越狱，当然不容胶片有失。刘浩存扮演的刘闺女为了给弄丢胶片台灯的弟弟挡祸，也有非偷胶片不可的动机。一个要偷，一个要护，影片前半的故事线就此展开。

张九声和刘闺女的关系类似一对没有血缘的父女，卡车驾驶室里半真半假的智斗，经过中段的仗义出手和将信将疑，到最后以生死相托。与此呼应的是银幕上《英雄儿女》中王文清和王芳父女相认一节。时局风向几年一变，但父女思念子女，子女依恋父母，是再普通也再动人不过的人之常情。中国人对于亲情的向往和信任，即使在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也没有完全断绝，哪怕范电影那样的庸人，也能理解并给予有限的援手。这是传统中国的人情之美，也是打动观众的情绪基点。

除了这条情感主线之外，范电影因儿子误喝清洗液再也不备药品，以及刘闺女和刘弟弟之间的姐弟情是两条情感辅线，与主线一起共振，推动剧情的同时，也丰富了影片的情感主题。

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在提炼形象素材，营造银幕奇观方面，有着超乎常人的才能。《一秒钟》一开始那茫茫的沙漠，撑满了八成银幕空间，人被挤压在狭小的一隅，踽踽独行，不禁让人想到当年他掌镜的《黄土地》，一下就把人拉进那个天地不仁的时代氛围。进入二分场，小街和室内的打光都极精巧，超出了那个时代有限的几盏大灯泡能营造出的光感，却营造出了温暖而怀旧的质感。

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修复胶片一段，晾晒、冲洗、吹干过程中胶片斑驳的质感，众人被投射在银幕上的身影，无不充满一种童话般的浪漫色彩。张艺谋的电影中常有这种“职业民俗”式段落，例如《菊豆》中的染坊，《红高粱》中的酒坊和《活着》中的皮影。他想表达的，大概就是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粗糙的时代环境里，电影带给人们的美感独一无二。

这就要说到《一秒钟》的“迷影情结”了。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中每个人都跟电影有关，可是又跟纯粹的“迷影”不沾边。张九声看电影是为了看女儿，刘闺女偷胶片是为了做灯罩，范电影放电影是职业岗位，甚至可以说是迷恋放映员手中的小小特权，人山人海的观众是因为当时根本就没别的可看，就算是保卫科的几个借机欣赏《英雄儿女》的小青年，看电影也主要是为了趁机揩油，不看白不看。

但是反过来想想，那种纯粹的“迷影”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当然是因为种种原因才迷上电影的，钟意明星、喜欢歌曲、排解烦闷、了解时事……不一而足，但那份对电影的喜爱却无法伪装，也无需伪装。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张艺谋显然很清楚这些，我怀疑连那个捂着伤口看电影的保卫科干事，也是有生活原型的。

那个台上台下合唱《英雄赞歌》的场面，一下让我穿越到了同时正在上映的《金刚川》，也想到了两部电影共同的男主角——张译。他的角色作为父亲、逃犯，受了政治运动的冤枉，又是一个玩过摄影有一定文化的人，个性层次非常丰富。而他也很好地表达出了这种丰富性，前一秒为了避祸装怂，下一秒眼中凶光毕露，凝视刘闺女的眼神中既有愤怒和仇恨，又有怜惜和仗义。演技有口皆碑的范伟跟他的几场对手戏或滑稽或感人，都非常精彩。

有心的观众从片尾MV里面能看到影片的另一个结尾，刘闺女从沙中捡起了那两格宝贵的胶片，透露出这部经历审查坎坷的电影本来应该拥有的深度和复杂性。传说中的导演版会不会保留色彩鲜亮的那段“两年后”？张译冒险越狱难道不考虑会给女儿带来什么政治后果？他女儿为了洗脱出身耻辱拼命“表现”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留在公映版中的这些狰狞的裂痕，每一个都指向那个幽暗而越来越不可言说的时代，这也让我们更加感慨于《一秒钟》上映的难得。

《寻梦环游记》里说，只要还被人记得，那么死者就依然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秒钟》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在“救人”。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大国崛起”叙事的双重冲刷下，从日渐浇薄的记忆土壤中抢救那些逝者，以免他们被彻底淹没在历史的大潮中。只有历史的教训不被遗忘，前面的路才不会重蹈覆辙，给咱接个“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