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军山2006

《定军山》作为献给中国电影百年的献礼片，应该是极为不合格的。不过类比于更糟糕的《进京城》，仍然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加上演员的加持，以及元寿老的加盟，让这出戏的剧情结构问题，得到了极大淡化，尤其是最后众人齐唱的戏，在压抑到极点后爆发，整个电影最后的目的也得到了完成。

但是不得不说，电影本身在结构上的问题太大，使得电影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力度。就故事主线而言，十分简单，就是任景丰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故事。电影的思路没有问题，就商业片而言，必然要通过设置重重障碍最后到达目的。从障碍设置上说，应该满足两个条件：障碍必须是真实障碍；障碍之间有递进关系。以《我不是药神》为例，为了到达最后程勇整个人物升华的目的，反复提示各种法律上的障碍，并且各种障碍之间层层推进。原本情与法的冲突，或者说走私的障碍，从一开始的隐，到随着“业务做大”而不断显现，层层递进，最后在审判后的送行中得到了升华。这样的结构，符合商业规律，所以才能够充分调动观影情绪。

但是本影片虽然设置了许多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彼此之间失去联系，最后导致电影结构扁平化，从而失去了本应有的光彩。具体分析，从计划拍摄西洋影戏，到最后完成，其中遇到的障碍分别有：

A、进宫放映失败；

B、谭鑫培以无声音为由拒绝；

C、摄影机毁失；

D、徒弟刘仲伦因盗窃被抓；

E、影楼失火；

F、留声机没有声音。

这些障碍不可谓不多，但是仔细分析，其实A障碍与电影情节毫无关系，完全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最多作为一个掌故而还原。然而这段掌故最后的结果也只是宫中不再看电影，并未对民间放映有影响，况且此时与任景丰并无关系。可以说，这段戏，甚至让电影中放映活动完全正常，显得前后不和。

而真正对拍摄造成阻碍的，实际就是谭鑫培对无声电影的不认可，而电影里里外外表现的，都是谭鑫培愿意为了这个朋友尝试拍摄影片。只是觉得没有声音，而所谓“盖叫天”的唱腔不能显示出来好，无法真正实现传承谭派艺术的目的，所以才拒绝。因此，留声机一出现，所有的障碍都消除了。

而所谓C、D、E项障碍，本质上只是构成一种缺钱的困境，看得出来导演编剧希望在电影中表达任景丰即便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也能坚持完成拍摄的决心，由此拔高人物形象，而且从摄影机毁失因而卖掉绸缎庄，到为了救徒弟把绸缎庄的钱拿出来，到影楼被烧毁，这三个部分与拍摄电影毫无关系，换言之，这些困境并非拍摄电影本身造成的。再回到《我不是药神》，程勇所遇到的困境，其实都是基于他自身要卖药这个行为而发生，一旦不卖，所有的困境都消失了。而我们回头看，任景丰遇到的困境，其实来源于不成器的徒弟，与拍摄电影本身并没有关系，这样就极大冲淡了由拍摄电影本身而产生的悲剧性。

遑论，退而言之，这些障碍是否真正造成了困境？其实是否定的。在任景丰把首饰赎回的时候，其实已经表明在财务上他的困难并不大，否则哪有余钱斥巨资回赎？这样的“超现实”，使任老板仿佛化身武侠小说中不愁吃喝的大侠一般，仗义疏财，而财不知从何出。

这只是主线方面的问题，可更遗憾的是，主创们在主线外，增加了一条爱情线。这可能是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商业因素，但是不得不说，在主线完成度尚低的前提下，再增加副线，也只能让整部电影陷入更深刻的撕裂。

应该说，作为致敬中国电影百年的作品，《定军山》实在差强人意，好在演员的表演和镜头语言弥补了这些缺陷，大致上仍然能看吧。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正式放映了《墙》、《婴孩喝奶》、《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和《水浇园丁》等几部世界上最早的影片。 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发明阶段的终结和电影时代的正式开始。随之，电影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侵略而进入中国。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首次放映了西洋电影。当时，电影是穿插在“戏法”、“焰火”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放映的，也不叫电影，而是叫“西洋影戏”。 1897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来到上海，先后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来到上海，他先后在福州路升平茶楼、虹口乍浦路跑冰场和湖北路金谷香番菜馆客堂内放映电影。 1903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接手加伦白克的电影放映业后，将放映点迁至大马路同安茶居内，再后又迁到福州路青莲阁，并在楼下租赁了一间小房做放映室，雇了几个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吹鼓手在门口吹吹打打，以招揽行人。 1908年，在放映中获利不少的雷玛斯建起了一座可容纳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上海正式修建的第一座电影院。雷玛斯因放映电影发了财，从而吸引外国商人纷纷来上海争夺放映市场。 北京的电影放映开始于1902年初。当时，有一个外国人携带了影片、放映机及发电机来到北京，在前门外打磨厂租借福寿堂映演。影片内容多为“美人首旋转微笑，或者花衣做蝴蝶舞”等。次年，又有中国商人林祝三自欧美携带影片、放映机归国，也在打磨厂借天乐茶园放映。这是中国人自运外国影片在国内放映的开始。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正逢慈禧太后70寿辰，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公使向“老佛爷”献上一台电影放映机和数套影片作为寿礼。祝寿的那天，紫禁城内热闹非凡，帝后嫔妃、王公大臣、皇子贝勒、公主格格纷纷前来观看“西洋影戏”。孰料，影片刚放到第三本，放映机因发生故障发生爆炸。轰然巨响吓得众人东奔西跑，狐跳狼窜，全无平日的威仪。 迷信的慈禧认为在她的寿辰庆典上发生此事，是不吉利的兆头，惊恐之余下了禁令：此后不准在宫里头放映电影。 事隔一年，清廷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政务。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归国时，携回一台电影放映机，并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宴请载泽时“演电影自娱”，还令“何朝桦通判任说明。”电影放至中途，又发生猝然爆炸的事故，何朝桦当场炸死。自此，清庭权贵均视电影为洪水猛兽，惟恐避之不及。

就在慈禧和清廷权贵们被电影吓坏了的时候，京城的电影放映渐渐火起来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惧怕和排斥电影的慈禧太后死后，有一名叫劳罗的意大利侨民制片商拍摄了一部新闻纪录片：《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影片真实地记录了“老佛爷”出殡时极度奢华的场面。 在我国产生自己的电影之前，外国电影商除了在我国放映电影，还在我国拍摄短片。1896年，电影首先进入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香港。当时外国一些公司在香港放映电影并拍摄一些风光素材。 1898年，美国爱迪生公司的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摄了不少香港的风景和物事，剪辑成《香港街景》。1900年，美、英等都曾有电影拍摄师在中国拍摄过义和团运动的新闻镜头；1901年，美国比沃格拉夫电影公司和法国百代电影公司曾派摄影师来北京拍摄短片；为慈禧出殡拍过纪录片的劳罗还在上海拍摄过新闻短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使》等。 1905年，中国第一部自拍电影《定军山》面世，这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史拉开了序幕。